求是网7月21日刊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江宇文章，分析“习近平总书记为何力挺国企”，文章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力量。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中国特有的制度优势。国企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公有制带来的，不能把国企妖魔化、意识形态化。增强制度自信，让国企浴火重生。现将全文转载如下：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指出，“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、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，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，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”。“推进国有企业改革，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，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，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”。

　　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总书记多次旗帜鲜明地就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、做大做强国企、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做出指示。其实，早在2009年建国六十周年时，习近平同志就强调：“旗帜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首要问题，也是国有企业的首要问题。”“国有企业的发展和进步，必须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。”“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，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基础，也是贯彻和实践党的基本理论的重要阵地。”

　　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时刻，各种主张层出不穷。党中央主要领导对国企改革的道路和方向做出这样的宣示，是十分必要的。

　　对于中国要不要办国有企业、要不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，还存在各种模糊的、错误的、缺乏自信的、虚无主义的、照搬书本的、言必称希腊的观点。实际上，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，中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，并非仅仅出于意识形态，而是具有充分经济理性的选择。这是历史的必然，是现实的必然，也是走向未来的必然。

 

　　中国的现代化，本质上是要解决在一个资本、技术、市场、人才都匮乏的农业大国，如何在全球经济体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实现“突围”，打破大国垄断，实现工业化，并不断实现产业升级的问题。这一过程关键要回答两个问题：一是如何集中有限资源到关键工业部门。欧美等国家，是通过向海外殖民等办法，在农业生产率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，解决工业化资源来源，但后来的国家已经没有条件走这条路，只能主要依靠国内积累。二是如何处理同发达国家的关系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时，由西方大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已经建立，如果只是被动地融入这一体系，就必须接受大国安排的全球分工。东亚四小龙这样做是划算的。但对我们这样的大国，如果没有独立的工业体系，仅仅充当大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一环，那么就连基本的国家安全都难以保证，更无法实现现代化。

　　鸦片战争以来，清朝和国民党政府也曾希望推进工业化，当时我国也具备了一些现代工业要素，但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这两个问题，导致现代化进程中断。从外部看，旧中国走的是依附型工业化道路，希望依靠外国投资、技术和人才实现工业化，结果导致资源、交通、军工等关键经济部门过度依赖外国，不仅没有获得发展成果，而且养虎贻患，危害国家独立和安全。国民政府就曾以低价出卖宝贵的钨、锡等有色金属资源，换取军工设备。从内部看，我国脆弱的小农经济仅能满足糊口，一旦工业部门从农村汲取大量资源，就导致土地兼并、农民破产，工业化进程半途而废。建国前，我国工业产值不到GDP的20％，而且绝大部分是简单轻工业，仍是典型的农业国，不具备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。

　　没有强大而独立的工业体系，是中国积贫积弱的经济根源。所以，不仅是中国共产党，当时很多有识之士也都提出建立国有经济、集中力量实现工业化的设想，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中就提出发展国有资本、实行计划经济建设的思路，但只有中国共产党将这些设想变为了现实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、计划经济、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工业体系，尽管这一体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但是却使中国从依附型走向独立自主，为启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。

　　一是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。我国依托国有经济，集中资源建设了机械、冶金、有色金属、石油、电力、交通、化工、航空航天等工业部门，拥有了“两弹一星”等国之重器，实现了石油自给，为轻工业充分发展提供了机械设备和原料，为农业提供了机械、化肥等要素。

　　二是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独立自主。当苏联试图当“老子党”、干涉我国内政时，受到我国坚决抵制，如果当时我们没有重工业基础，没有“两弹一星”，就不可能有这个底气。美国70年代接受“一个中国”原则同我国建交，也是同我们实现工业化、开展了三线建设分不开的，这是国有经济的历史贡献。

　　三是通过大规模协作推动技术创新。依托国有企业全国一盘棋、统一指挥的制度优势，组织大规模集体协作，“干中学、学中干”、“干部、工人、技术人员三结合”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，推进技术创新，科技成果迅速普及到全国。

　　四是提供了基本的社会保障。在消费资源有限的情况下，国企承担了大量社会保障的职责，保障了职工家属上学、就医、住房等基本需求，降低了不安全感、稳定了职工队伍，使得集中资源搞工业化成为可能。

　　五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。如大庆油田形成的“三老四严”铁人精神，鞍钢形成的“干部参加劳动，工人参加管理，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，工人群众、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”的鞍钢宪法，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，也为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激励资源。

　　回顾历史可见，新中国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，并不是照搬书本理论，也不仅是学习苏联，而是发展的客观条件和任务所决定的，是总结一百多年惨痛历史教训而得出的结论，是历史的选择。不能把当年建立国有经济和后来发展民营经济对立起来。当年依托国有经济建立了工业体系、积累了物质基础，培养了一支产业工人大军，维护了国家安全，都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。如果没有强大的国有企业，民营经济也不可能发展起来，解放前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发展多种所有制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，否定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。

 

　　改革开放后，国有企业已经同市场经济相结合。把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，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又发挥公有制的优势，弥补市场失灵。这一时期，我国保持了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，成功应对了重大自然灾害、国际金融危机等多种挑战，国有企业以新的形式发挥着推动经济发展、维护社会稳定、保障国家安全的中流砥柱作用。

　　国企在战略性领域提高竞争力，占据产业制高点。我国在航天、高铁、智能电网等领域开展自主创新，走在国际前列，中央企业带动了产业集群，在走出去过程中发挥了主干引领者作用。2012年，中国国有企业占世界500强企业资产总额比重上升到14.8％，其中非金融类上升到4.6％。中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与美日欧企业的相对差距从1996年的25.5倍、38.3倍、43.2倍下降到1.7倍、1.1倍和3倍。这将带动中国引领的新一代经济、金融全球化，与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中后期美国大量跨国企业走向世界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。

　　国有企业抵御国际市场风险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。随着我国经济发展，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日益深刻，发达国家通过跨国企业和大型金融机构，操纵原材料、能源资源、金融等市场，如果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规模的企业，就免不了经济命脉被控制。我国国企在这方面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。2008年国际原油价格上涨，中石化和中石油为国内市场价格进行了大量补贴。中国五矿集团、中国有色矿业集团等企业在澳洲、南美、非洲等地开展经营，而且融入当地社区，承担社会责任，被所在国视为“全天候的朋友”。

　　国有企业引领技术进步，提供公共产品。国有企业科研实力和基础雄厚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同样需要国有企业提供基础理论和共性技术研究。目前，中央企业许多技术走在了国际前列。中国建筑在国际上承建了很多高难度的建筑，在全球主跨逾千米的26座桥梁中，中交集团设计建造了10座。神华集团煤炭产量和销量均居世界第一，百万吨死亡率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。全球金融危机催生了新科技革命，国有企业应树立强烈的创新自信，坚持自力更生、自主创新，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。

　　实践证明，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，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。道路决定命运，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，更凸显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意义。俄罗斯全盘私有化后，失去了能与西方跨国资本抗衡的工业体系，沦为资源和原料出口国。拉美一些国家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，实行绝对私有化，虽然短期减轻了财政负担，但造成了大量失业和两极分化，金融资本迅速聚集到少数大财团手中，使其垄断了全国大部分经济活动，社会经济陷入危机之中。正是从我国国情出发，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搞好国有企业，抵制住了一度在国际上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，坚持把搞好国有经济作为重大的政治问题。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的实践，宣告了以全盘私有化、绝对市场化为指导思想的“华盛顿共识”的失败。

 

　　当前，国企改革还没有完成，国企确实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，需要重视和解决。但是，也有一些声音很大的观点，把这些问题都一股脑的推到国有企业的公有制性质上，进而把国有企业妖魔化、意识形态化，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解决这些问题。事情哪有这么简单？

　　比如，关于“国企垄断”的指责，大多数是没有道理的。所谓“国企垄断”有两种情况：

　　第一种是国企在历史上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和优势竞争力，这对我国参与国际竞争是有利的，这本质上是行业集中度的问题。例如，美国明知波音和麦道合并，会导致垄断美国航空市场，却仍然进行了合并，判决微软垄断却并不肢解他，这说明，美国更关注的是企业的全球竞争力，而并非仅仅把眼光国内，我国在这一点上要向美国学习。实际上，央企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证明，国企依靠的是由规模带来的核心竞争力，而不是垄断地位。国企的盈利大户，不仅有石油石化、电力、电信等行业，也包括船舶、汽车、航运、冶金、建筑等竞争性行业。中石油、中石化，在国外的油田都是外国企业不肯去的地质情况复杂的地方，在没有行政保护甚至是面临劣势的情况下，央企仍有充分的竞争实力。

　　第二种是带有自然垄断的行业。这种行业与其让私企垄断，还不如让国企垄断。第二种情况，是带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，如铁路、电网等。这类企业，在国际上也是以国企为主，但是通过严格的监管，使之不利用垄断地位攫取超额利润。国企由于本身就承担着政策性目标，再加上政府自身就是所有者，监管力度最大，能够有效避免这种风险，解决这类垄断的问题主要是靠监督和民主管理、信息披露，私有化可能适得其反。

　　再比如，关于国企效率低于民营企业，这种状况确实存在，民营企业的机制更加灵活，人浮于事、吃大锅饭等现象能够有效避免，许多民营企业家吃苦耐劳、精打细算。但同时也要看到，国企的效率不仅体现在经济效率上，也体现在社会效率上。例如基础设施，投资大，收益时间长。我国铁路以世界6%的总里程完成24%的总运量，每公里铁路承担的运量比欧美高3-6倍，干线高10多倍。如果仅看铁路自身经济效益，固然不高，但是如果没有这么大的运量，我国经济不可能达到这样高的增长率。国有经济还承担着优化产业地区布局、促进全国平衡发展的社会效益，中西部摆一个大中型企业，就带动了一片地区经济增长，这种企业，经济效率必然低于东部，但是不能不办。最后，国有企业在职工福利、就业、社会保险等方面，都要带头模范遵守法律，不能偷税漏税，不能不交社保，要带头讲究诚信、保护环境，这些也增加了成本。

　　再比如，所谓国企贷款容易，民企贷款难。这个问题确实存在，但其实质是由企业规模差异带来的问题，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，中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，一般来说，大企业由于影响力强、资金稳定，同金融机构的关系较好，而不是由于所有制问题，大型私营企业同银行同样有较好的关系。再加上一些贷不到款的中小企业，是不符合节能减排的方向的。这个问题的解决，也要靠综合改革。

　　还有一些对国企的意见，带有跨国企业自身的利益。随着我国国企的日益壮大，在国际上开展收购，占有资源，跨国企业和外国政府感到危机和压力，他们利用我国改革中尚不完善的环节，制造舆论，使我们解除武装，是十分自然的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做的。对这种情况，我们一方面要有自主意识，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，另一方面要加快深化改革的紧迫感，让国企以更新更好的形象展示出来，经得起一切苛刻的质疑。

 

　　中国的国企改革和发展，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，把马克思关于社会所有制的设想和20世纪以来各种关于社会市场经济的设想变成了现实。但是，国有企业的理论建设远远跟不上丰富多彩的现实。实际上，中国的国企改革发展，已经探索出了不少独特的经验。例如，中国没有像前苏联那样，搞高度集中的国有经济，而是把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、管理者和工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。也不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，主要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举办国企，国家主要掌握资产收益权，而是在竞争性和非竞争性领域都充分发挥国企的引领作用，综合发挥国有资本优势、制度优势和组织优势，有效地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。这些经验都需要总结，增强制度自信，坚定办好国企的信心。

　　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，面临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，资源能源的争夺更加残酷，国际市场瓶颈更加凸显，国家安全的边界和内容空前扩大。国企在应对国际竞争、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职能将更加重要。目前，在世界500强的50个行业分类中，中国只占领了其中18个行业，仅占三分之一，其中主要是国企。对国企而言，应以世界500强为对手，不是退，而是进，不是有进有退，而是能大进则大进，能进多少进多少，深度参与国际市场竞争。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，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国重器。

 

　　国企的成败，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败是融为一体的。有了正确的方向，再经过改进作风、反对腐败的洗礼，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，中国的国有企业一定能够加把油、争口气，在深化改革中浴火重生。（作者单位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）